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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则所所长盛洪出了一本新书《真正的红线是市场》，全书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中国的经济问题症结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和国企制度上。 历史不断重演，去年的经济政策还在呼吁为房地产行业去库存，随之而来的去库存政策导致了今年上半年房价地价经历了又一轮疯狂的暴涨。而当前，政府又“不得不”出台政策试图控制住这一轮的暴涨。盛洪认为，房价暴涨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如果能够“无为”反倒更能够解决问题。 产能过剩也是2016年探讨的热点问题，在盛洪看来，民企不存在产能过剩，真金白银的投入，为了活着肯定会削减产能、缩小规模。只有国企才有产能过剩。国企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销售不出去东西，同时不想死，职工还得养着，这时候政府来补贴才会形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从来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正常企业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 以下为专访全文： 房价暴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记者：目前您看这一轮又开始房价暴涨，究竟有哪些原因？ 盛洪：城市化过程中，房价上涨有很多因素，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城市的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土地价格就会上涨。房价很大一块成本是土地，房价上涨更严格说是土地价格上涨。所以房价上涨有一部分合理因素。 但暴涨就不对了。现在的暴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限制了供给，中国本来可以有很多供给，如果可以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房屋，供给是很多的。但是政府行政部门一直强调要限制和打压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非常大的供给力量，国土资源部做过调研，2007年小产权房共有66亿平方米。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能住下2.2亿人。如果政策让小产权房进入到市场，就不是66亿平方米了，实际上会更多。限制供给，需求是既定的，那结果就是价格上涨。这完全是人为的。 二是因为政府对房市的直接干预。政府本来要在市场面前保持中立。现在房价上下振荡实际全是政府政策所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限购，限购以后表象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因为限购，想买也买不了，所以出现大量房地产库存。去年年底中央财经工作会议说库存太多，要去房地产的库存，鼓励大家购房，放宽限购或者取消限购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量累积的需求井喷，实际上房地产的库存并没有想象那么多，而且由于政府的动作会使得需求剧烈变动，限购时好像需求不足，不限制需求又像洪水似的出来，带来非常猛烈的反弹。政府发现房价暴涨了，又去限制它。政府的当下政策是在解决上一个政策带来的问题，政府做的事就是不断在解决它自己创造的问题，结果由于政府的动作比市场的动作要猛，所以导致价格上下振荡。市场也会有调整，比如房价很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抛售，价格会下滑，但是波动比较平滑。由于原来的错误政策导致现在的价格振荡过大，这肯定是很可怕的事，关键要逐渐减少政策的介入，让价格逐渐变动，等待市场发挥作用，市场来调节。必须对市场有信心，有定力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政府又在那儿强力出手，下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又是需求不足，又是去房地产库存。 大概十来年的时间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这样，每次房价暴涨了，政府不管不行，政府一管就跌下来，一跌房地产市场就需求不足，又会出台刺激政策，如此循环反复。 记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盛洪：政府逐渐退出，无为。第一，不要限制小产权房。中国到今天为止之所以发展还可以，实际与小产权房提供大量的住房供给分不开，这表现为很多城市的城中村。比如在深圳，城中村居住了大约40%的打工者，如果没有城中村低廉的房价，很难想象深圳的发展。这些城中村就是小产权房，对各个城市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解决了大多数低薪打工者的居住问题。但是政府认为城中村很不好，很不规范，要去改造它，让它变成大产权房，变成所谓的规范住房，结果减少了城中村小产权房的供给，政府提供的大产权房由于配置不当、很多干预，房价比较高，反而更不能解决问题。 以往小产权房也一直在解决问题，从来不是只有大产权房在解决问题，只是不产权房受到了抑制。一旦放开小产权房，首先供给会增加，其次过去被认为是小产权房缺点的东西将不复存在。小产权房质量不好，缺乏规划，卫生不好，因为小产权房不受政府保护，哪天政策要把小产权房拆掉，哪天说不合法不许租不许住，收益没有保证，所以大家投入成本少。但是如果有政府政策保证、制度保证，大家可以尽可能盖得很好。在深圳有的小产权房非常好，三十多层的高楼，那是有制度安排的，产权被尊重，得到保护。从技术上来讲，它跟所谓的大产权房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承认它是合法的社区、城区，有很好的社区规划，就会有很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城市卫生配套服务。它不会有那么多的握手楼，不会很脏很乱。 第二，不要直接干预房价，不要直接干预人的购买权利，限购就是直接要限制人的购买权利。即使干预经济，必须是间接的，可以有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总是像中国这样波动、振荡，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解决的方法就是政府不要干预。 记者：政府可能会采取放权的态度吗？ 盛洪：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问题。第一，政府可能没意识到市场的作用，总是对当下情形做出反应，往往市场可能快要自我调节了，它就出手干预。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其实不需要干预。要真是有坚定的信念的话就不至于控制不住。我曾经在我的文章中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撒切尔夫人，一个是里根总统，英美当时的两个领导人在1987年股灾的时候非常冷静，相信市场会发挥作用。所有人都很紧张，但里根不紧张，里根说，这个市场跌得过头了，该回调了。撒切尔夫人也说，你们不要惊慌，市场会起作用。必须有这个信念，这个信念主要从最高领导人那儿开始，不要惊慌失措，这确实是一个认识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形成相信市场的传统，没有那样一种定力。 第二，政府有意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我要不出手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其实他们有一种偏向。相信市场的观点需要不断去强调，包括学者写文章，我相信政府官员是理性的，慢慢能懂得这一点，未来做一两次有定力等待市场调节的决定，会发现市场调节比政府出手好的多。但是不能期待领导人马上接受，因为观念变化要逐渐改变。有可能到下一代，政府很多人绝对懂这个道理。现在整个政府群体还不能明白，有个别人能明白，迫于周边人的压力，制度的约束，使得很多人可能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容去等待市场起作用。我相信慢慢大家会明白，因为这样做对政府没什么好处。 记者：暴涨您觉得有受益方吗？ 盛洪：广义来讲没有，短期看好像很容易赚钱，但是它那是虚假信息，暴涨暴跌都是虚假信息，只有比较平缓的价格波动才是真实信息，暴涨暴跌总体来讲对所有人都不好，给卖方也是虚假信息。在那种情况下它卖了拿那些钱做什么？又是一个问题。价格体系不给真实信号，卖房的钱总得要投出去，投在哪儿？是不是又投进去了？ 房价还会上涨 记者：现在二胎放开了，很少有人要二胎，孩子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两个双方都有房子，根据人口结构预测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是不是房价还是要跌？ 盛洪：总体来讲是要涨的，刚才讲由于城市化过程没有完成，现在是54%城镇化率，54%的人在城里，还有46%的人没有进城，按中国的标准城市化的标志是至少80%以上的人在城里，按美国标准是97%的人都在城里，3%的人在农村。保守的标准还差20%几，每年大概城镇化率提高1.2%，由于有人还在从城外往城里涌，总体来讲城市的地价还会上涨，这是肯定的。 记者：您计算过总的城市面积和人口匹配是有缺口吗？ 盛洪：不要管城市面积有多少，已有的城市人是要增长的，农村人是要往城里进的。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假如它再扩展，并不是要到边远地方去，它扩展的结果使得中心的人口密度更高，因为要为整个城市服务，就要有更高的中心人口密度，地价会更高。最重要是，城市的逻辑就是靠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才叫城市，人口密度低就不叫城市。为什么要有人口密度？人们聚集起来才有城市的效益，假如我们都在村里的话，一个村一平方公里大概是一百人，没有集聚效应，人聚在一起会发生“化学变化”，跟人分散时不一样，市场就是一个集聚的结果。一百个人平均分散在一平方公里，不会形成市场，聚集才有机会才有市场，一个是交易费用会低，一个是交易效率会高。在一个更大的市场去购物效率肯定高过在小市场中购物，比如你到一个汽车市场，可以看各种不同品牌的汽车，不同的档次，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只是到一个小的汽车店去看，肯定效率低，不见得有那么多选择。集聚提升效率，集聚带来收益，同时地价就会涨，因为人口密度高了，在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比在农村多，在城市开店要竞争土地，要去租一个店土地价格会随着收益上涨。 记者：盛洪老师，现在手里有钱在北京买房或者这个时候入市还行不行？ 盛洪：可以。不过北京有它的特点，它是首都，在中国是由政治决定的空间资源配置，这样的经济制度下的首都，它的集聚程度偏高。假如一个平衡的北京的地价应该比现在低。如果这个制度一直是这样的话，就不要担心地价会大幅度下降。但是也要考虑在什么样的时候去入手买。 还有一点，由于汽车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城市可能会市郊化，可能大家更愿意住得稍微远一点。因为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有它的负面情形。比如堵车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人的观念发生变化，买稍微郊区一点的地，将来趋势肯定会好。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经历过市郊化，有时候市中心可能还会衰落，总体来讲买房还是没问题。战略上是可以买，战术性的层面要注意什么时候入手，有时候是政府干预导致房价上涨，要等房价低落了再考虑。 记者：如果未来政府推出政策让小产权房可以获得大产权房一样的待遇，也能买吗？ 盛洪：小产权房如果能够正常销售和出租，房价会跌一些，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小产权房本来就有人买。有些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说小产权房不合法，但从来说不出小产权房不合哪个法。如果将来政府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性，甚至承认郊区过去有些“基本农田”不是基本农田；很多现有的小产权房就更安全，价格会高一些。保护基本农田没有问题，但郊区有很多地方，很多河滩地过去报的是基本农田，因为基本农田有补贴，那儿种东西一挖就是大鹅卵石，根本没法种地。所以要还本来面目。还有浅山地区，不是很高的坡，山坡种点树盖点房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根本不是基本农田。 北京北边有一处特大面积的小产权房社区，他们往山坡上去开发，能给永久产权。因为不属于农田，属于山坡。山坡上盖房没错吧？它是永久产权，一大片一大片的，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盖什么样的房。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做呢？这个事情要做了，收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不来。农民一年种粮食能挣多少钱？这些发展了，不是经济增长10%，而是经济增长1000%！农民卖房子，吸引城里人来住，又可以提供劳务服务，又可以提供商品，会带来很多机会好处。为什么不做呢？我提过很多次。总在那儿限制农民，特别可笑的事，自己束缚自己。 记者：只许政府卖地农民不许卖，政府便宜买高价卖，这是政府利益在里面。 盛洪：有的利益是当下利益，有的是长远利益，长远不利于政府。地从农民手里拿，价格政府规定，比如本来30万一亩，政府2万一亩拿走，当下是赚的，但这会带来很多后果，一是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紧张关系，很多农民上访甚至有些地方官员被杀死，因为你把人家的地夺了，房子夺了，这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很多搞拆迁的人被老百姓杀死了。于建嵘老跟县委书记说，哪天你突然被人杀死了我不惊讶。这么干事可不就是这样吗？抢别人的东西难道没有代价？ 即使拆迁搞项目，农民不合作，关系很紧张。农民的地被夺，没有很好的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陷入贫穷，本地的经济也没法发展。无论是卖地还是通过使用自己的土地做一些事情，都会给农民带来收入，农民会不断富裕起来，经济在发展官员有政绩，从长期看农民会拥护地方政府，不会想着哪天把官员杀了，最简单是因为你给人家带来好处，人家农民为什么杀你？但是要坑他们，说实在的，这个很危险。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抚我者后，虐我者仇。”有些县就没这个事，有些县则对农民如临大敌。今年夏天我去山西代县找一个景点，阿育王塔，景点就在县政府里面，开车就进去了，没人拦你，我说这个县政府一定没有抢农民的地，要抢农民的地一定要把门把得好好的，要不然随便进去哪行。很多事实证明土地财政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维稳的成本，农民要上访、要抗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还有迫于压力不断提高补偿，有的地方甚至补偿过头了，因为他不知道应该补偿多少，而市场买卖没有这个问题，双方讨价还价。没有市场有时候反而会补偿过头。有些地方补偿高到人家不敢要了，据说北大想扩展跟周边的村去谈，那里的地很贵。实际上这种模式持续不下去。允许农民跟开发商去谈，直接入市就没有这个问题。价格能反应供求。 产权要平等对待 土地制度改革到了时间节点 记者：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的关口？ 盛洪：应该是。关键是怎么去接受改革建议，尤其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在《真正的红线是市场》一书中也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改什么？”，其中一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至少能够提高1%GDP，如果今年是7%的话，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至少能够涨到8%，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让农民去盖房子去卖，城市的人不断市郊化，那这个量大了去了。老在那儿愁眉不展，经济怎么下滑？制度限制了发展，现在到了改革的时间节点。 记者：农村土地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是不是土地法律体系的修改？ 盛洪：第一，现有有关土地的法律不见得需要去改，解释法律就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农民完全可以做。比如说现有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说，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必须要用国有土地来进行城市建设，但是在农村乡镇企业用地、公共用地除外。这就可以解释什么叫“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什么都可以生产，其中包括房地产。有没有一个乡镇的房地产公司呢？那不就是“除外”了吗，这条完全可以做到，完全可以用现有的法律去解释。行政部门不要三天两头说小产权违法，到底依据哪条法律说小产权违法。大产权小产权都是产权，只要是产权，就得公平对待，权利都是平等的。 记者：2009年国土资源部提出《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您曾经写过专门的文章对其中的条款进行批评，后来这个草案征求意见稿未被通过，如何看待部门立法的现象？部门立法怎么沿袭下来的？ 盛洪：部门立法是中国的制度惯性。过去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假设只有政府是最聪明的，计划当局是最聪明的，其他人都没有像计划当局这么聪明这么高瞻远瞩，包括各种有关的公共安排都是由政府部门来实现，计划经济时期从来没有提老百姓来立法，这是一个惯性，到现在也是这样。一般而言假定有关土地的立法，国土资源部在相关知识上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但是它忘了另外一个假定，这个部门有可能在立法上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其实这个负面的因素要大于所谓的知识上的优势，而知识上的优势是可以被弥补的，在国土资源部之外有很多土地问题的专家，政府完全能做到不要由行政部门立法。 2009年国土资源部提出《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方向是根本错误的，我写文章把这个草案批得体无完肤。据说就是因为我这篇文章，这个修法草案到今天都没有通过。我记得前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驳回。很多人背地里骂我，但是没有看到一篇公开对峙的文章。国土资源部如果说《土地管理法》不是恶法，可以跟我辩论。 天则所做过一个课题，叫作《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什么意思？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就是部门法，中国缺乏《土地基本法》，所以我们事实上做了土地基本法草案的研究，将来如果政府想立法，可以作为参照。 我们做得比较超前，包括“18亿亩红线”现在也不天天说了。茅老师主持关于“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研究，批判18亿亩红线，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但是越来越多人看到茅老师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后来他们不提了？因为18亿亩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国的基本农田不止18亿亩，后来用卫星遥感成片技术发现大概是22亿亩。《土地年鉴》数字上修改成20亿亩，不好意思不说，又不好意思把全部数字拿出来。一下子多出4亿亩，为什么多出来？18亿亩是过去统计上的数字。 为什么统计数字会小？因为农民不跟政府说实话；为什么农民不说实话？有历史原因的，农民说了实话，可能就要被政策坑害。比如10亩地，平均亩产400斤就是4000斤，最高时候要求农民上交50%， 2000斤给政府拿走了，留下2000斤。那农民少报点，报6亩政府拿走1200斤，这样农民剩的就多了。政府不能公平对待农民，农民为什么要那么诚实对待政府？一定会少报。所以18亿亩基本农田通过卫星遥感发现多出来4亿亩。这时候再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就变成划时代的笑话了。当政者怎么对待农民，农民就怎么对待当政者。 学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说，得有耐心，因为人长期形成思维惯性很难变，慢慢讲理，慢慢让他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首先要尊重农民的权利，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要剥夺农民的权利。这错了。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尊重他的权利。这后面的逻辑是，一定坚信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一定能最好地应用权利。除非假设他是傻瓜，不管他他就完蛋了，不能给他权利，给他权利就会滥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不是这样的，古今中外都不是这样的。如果假设农民不理性，也可以假设城里人不理性，那市场经济是不能成立的。这也是对人的假设的坚定信念问题。 产业政策基本没有用 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将就产业政策举行公开大辩论。这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关注。搜狐财经就产业政策问题专访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 盛洪对产业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产业政策尤其到了经济发展前沿的阶段会迷失方向。他举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跟美国平起平坐，日本的官方要支持所谓第五代计算机，但是现在日本计算机在全世界的地位一下子就下去了。美国并没有扶持谁鼓励谁，从市场中冒出一个乔布斯、一个比尔˙盖茨，这两个人成就了计算机革命，凭市场在引导。 以下为关于“产业政策”专访内容： 记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进行一次公开辩论。您对产业政策怎么看？ 盛洪：产业政策我是否定的，还是要交给市场、让市场起作用。哪个产业有发展前景，企业家是最清楚的，你为什么要去鼓励他呢？政府官员怎么知道哪个产业更好？日本人夸耀的产业政策对日本经济奇迹的作用是虚幻的，日本很多人不承认，日本企业家说这是我们企业干出来的，不是政策扶持的。涉及到政府官员能不能很敏锐地抓住市场发展前景，新的产品或者新的产业，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做不到的。有些时候好象做到了，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比如在一个后发国家追赶别国的时候，别国已经做出一些榜样，这个有可能做到。但也许也是靠企业家而不是官员。 比如日本的产业政策认为日本不能有那么多汽车制造企业，日本市场太小，汽车企业多了要防止过度竞争，所以要限制日本的汽车企业的数量，促进合并。一开始本田要做汽车，政府不让做，本田偏做了。本田这个牌子很好，在美国同类产品中卖得最贵，质量非常好。本田说要不是“通产省”的干预，我可能干得更好，因为产业政策虽然想得很理性，但是它以日本的市场为背景去想这件事，实际后来日本制造的汽车在全世界销售，不只是在日本市场销售。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可能考虑一个事情很有道理，但是总是考虑不周，不如市场发挥作用。 总体来讲，产业政策尤其到了经济发展前沿的阶段会迷失方向。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跟美国平起平坐，日本的官方要支持所谓第五代计算机，但是现在日本计算机在全世界的地位一下子就下去了。美国没有“通产省”，没有说要去扶持谁鼓励谁，从市场中冒出一个乔布斯、一个比尔˙盖茨，这两个人成就了计算机革命，这就是市场在引导。很多时候不是政府官员去看谁该被支持，如果由官员决定，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没戏。看外貌乔布斯衣冠不整，穿着邋遢，喜欢光着脚，政府官员肯定要将他赶出去。产业发展不是政府官员聪明就知道前进的方向，中国更是如此。产业政策基本没有用，当然个别时候可能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做一下弥补。 记者：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里面介绍了他认可的比较优势战略，您也是不赞成的？ 盛洪：比较优势我赞成，但是比较优势不是由政府不是由经济学家说什么是比较优势，在市场中企业家最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不用你说。他不知道一个产品在哪个国家卖多少钱，在中国卖多少钱？他会敏锐地捕捉这一点。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发现的，他有赚钱的动机，比政府官员比经济学家更能发现，官员没有那么强的动机，企业家到一个国家考察一定要看商品的价格，一定会思考这个商品到中国能卖多少钱，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没有企业家能发现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选择更好的产业。林毅夫假设只有政府官员才能看到这点，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需要政府，并不是不需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由企业家和商人发现就够了，他们就行动了，根本不需要政府去搞产业政策。 记者：林毅夫在非洲进行了一些实验，开始人们觉得非洲政治环境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没有办法建立厂房等生产设施。林老师在世行时去非洲考察，对非洲国家的官员介绍了中国的一些经验，建了经济试验区，把基础设施建好，又把消息告诉对此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家，现在一些企业家已经把部分生产基地挪过去。生产规模起来的很快。对于这样的成功案例，您怎么看？ 盛洪：第一，首先这不是产业政策，而是一个基本制度，能够促进贸易和促进投资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个制度要最大限度降低政府成本，让企业家能够有活动的空间。哪些产品非洲人能做，哪些可以直接到中国来制造，哪些东西是非洲更需要的、或者哪些东西在非洲更能卖钱，中国商人可以直接去销售。首先是这个问题。我猜想很多国家这个基本制度都是有问题的，压抑企业家，压抑商人，这是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缺少信息的沟通、信息的获得，但是不是因为没有产业政策，是其它的原因。这时候有一个人去了外国，加强信息的交流；政府改进了贸易和投资的环境；让企业家能够更活跃起来。 第二，基础设施这件事还是要政府推动，但这跟产业政策没关系。从来没人说建基础设施不是政府的责任，只让民间去建。得推动这件事情，这跟产业政策没关系。当然，不赞成产业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完全否定，政府还是有些正面作用的。 记者：产业集群的引导算产业政策吗？ 盛洪：产业集群的引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对某种市场失灵的一种补救，某种程度上不叫产业政策，而是地区性的发展政策。比如某个地区适合什么产业发展，想吸引同类的企业到这儿来，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北京的金融街，金融聚集之地，金融企业进来有一些房租补贴等等，这是一种地区的发展政策，不属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应该是国家层面，比如说全国都要侧重发展金融。有些地方发展钢铁，有些地方发展陶瓷，有的地方发展汽车，地方政府层次做的不能叫产业政策，是本地发展的战略。让企业自发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形成集群，所以政府采取优惠政策让它非常迅速形成产业集群。 产能过剩是国企和政府的问题 民企不存在产能过剩 记者：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盛洪：也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的是，国企无偿占用和免费使用大量的国有土地，造成了几个问题：第一，不能有效配置土地。看看国企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财务报表，一般来讲没有地租。有的地方有地租，比如中石化股份公司的损益表里面是有地租的，但是地租交给集团公司，仍然是中石化，并没有上交给国库。占有土地，成本是要交给土地所有者，国有土地地租应该上交国库，但是国企一般不交，资产里面没有这一块，资产使用权估为零，等于无偿的占有国有土地，那么结果很简单，因为无偿使用，就不能有效使用，可能滥用。既然是零成本，比如这块地是国有土地没成本，那就盖一层的厂房；但是如果每平方米都要有一万块钱的话，那肯定要去想，是不是盖个十层的办公楼分摊成本。 第二，国企的账面利润里如果减去地租，就可能没有利润。任何一个正常的企业一定是利润减去各种成本，其中包括地租。如果国有企业不交地租，那么利润就是没有刨掉地租的利润。假设一个国企占用一栋楼，租金值一个亿，经济学有一个“机会成本”概念，虽然没有直接用现金付地租，但如果把地租给别人一定能收入一亿，这仍然是个成本，只是它不是直接表现为现金。这么多年说国有企业干得多好，国有企业都集体崛起了，利润率的图表多好看，如果刨掉土地租金，基本没有利润，国企的利润总和还不如地租那么多，如果只算工业，最保守估计一年一万多亿的地租没有交，如果算上商业，估计两万亿以上。而地租不可能完全被计算，因为国有企业占的多是城市中心，市中心地租得多高？ 第三，国企可以把国有土地出租，直接拿土地赚钱，这更不公平了。土地出租，在企业账面上还表现为创造的收益，有很多国有农场出租土地，国有农场的场长很富裕，直接吃国有土地的租子，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记者：有一次采访中得知，某省财政局，国有土地拿出来建宿舍楼，远远低于市价，作为职工福利。 盛洪：划拨的土地一分钱没有上交。还有一个政策叫做鼓励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在自有用地上自建住房。怎么叫“自有用地”？那是国有土地。那等于国有土地的地租被国企吃了，比如地价每平方米可能七千块钱，建筑成本大概三千块钱，本来总成本应该是一万，但是七千块钱地价不用交了，交三千建筑成本就行了，实际吃掉的每平方米七千块钱的地租等于白占便宜。国有企业的员工、政府部门的官员白占便宜。 记者：您书里面提到国企的垄断，举了石油行业为例子，国际油价在40美元以下130美元以上的区间时，国内油价就不调整了，去年国际油价非常低的时候国内并没有同步降价。 盛洪：这都是利益集团在施加影响，他们很强大，习惯干预市场。 记者：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很大的任务是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出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解决？ 盛洪：这是政府的问题和国企的问题，民企从来不存在产能过剩，民企一旦产能过剩一定会想法消减掉。真金白银的投入，如果这么大的产能卖不出产品，干嘛还活着？或者就削减产能、缩小规模。只有国企才有产能过剩。国企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销售不出去东西，同时不想死，这些职工还得养着，这时候政府来补贴才会形成产能过剩。卖不出去也不削减。产能过剩从来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正常企业的问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这个事情实际上不是一个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民营企业让它去产能，那是瞎说，不需要你说，它要去早去了。 即使民营企业产能过剩，也和政府干预有点关系，就是政府强迫民营企业去投资。当时为了本地的政绩，本地的GDP好看，让民企进行投资，政府给配套、给银行贷款让民企去做。这个事情也是有的。扶持过头了，产能又多了，这也是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不应该要政府干预，不要国有企业就没有产能过剩。市场中垄断企业可能有产能过剩，那是特殊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