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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本文为赵磊教授新作《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序言）
这是作者第二本有关“一带一路”的专著。第一本书的名字叫《“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第二本书的名字叫《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两本书都是笔者三年有关“一带一路”调研和学习的阶段性总结。两本书的内容不同，但切入点都是文化、文明。一个是从文明的角度谈崛起，一个是从文化的角度谈经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的文字基本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从2013年9月开始，我开始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这一论坛是国内少有的专注于“一带一路”研究的“网络型智库”。三年里，一直在国内省份调研，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四川、重庆，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从北端的满洲里、二连浩特到西段的红其拉甫、霍尔果斯，“一带一路”使笔者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近50篇“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是多部委与省市“一带一路”规划的特聘专家，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央企中心组讲授《“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 与此同时，从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到欧洲的英国、意大利、捷克、波兰，再到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柬埔寨等，“一带一路”也使笔者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很多外国政要由衷为中国倡议点赞，他们承认：“一带一路”不仅是“路”，更是“道”；中国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正在帮助国际社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大道之行。在澳洲，笔者了解到了中医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澳大利亚成为首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的确，“一带一路”创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了解与相互欣赏的机会，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 在调研中，笔者一方面看到了诸多“痛点”，如目前的“依赖惯性”，即中国城市对国有企业有依赖，国有企业对能源、矿产等稀缺性资源有依赖，当能源资源价格下跌时，城市和企业同时依赖土地。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有依赖，对房地产有依赖，即民营企业基本上是依附国有企业和房地产生存的。这种“依赖惯性”导致中国企业不愿意“走出去”，创新、诚信、品质以及品牌意识薄弱，导致中国城市越来越“千城一面”，缺乏艺术气质、文化品位。 与此同时，笔者又常常被感动，看到诸多企业在精准发力，他们不仅在生产经济红利，也在创造文化红利。在新疆喀什，在南疆最大的国有企业，一位维族朋友对我讲，他最喜欢唱的歌是国歌，祖国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都是祖国建设的螺丝钉。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中餐厅，老板是浙江青田的华侨，他热情地介绍华人地位的改变：20年前刚来捷克的时候，中国人的社会地位都不如越南人，但今天，捷克以及西欧国家都希望同中国搞好关系，做中国人的荣誉感每天都在增强。在柬埔寨，一位扎根10年的中国企业家讲，中国企业刚来的时候，当地人下雨都不打伞，也不说话。但今天中国企业不仅为当地人解决就业，还为年轻人提供来华进修留学的机会，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下雨的时候，厂区的年轻人打着五颜六色的雨伞来上班，欢快蹦跳，成为一副美丽的风景。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是最有敏锐性的群体，他们的状态就是感受文化与经济好坏的晴雨表。有一位百人论坛的企业家说：利他到极致就是精品，他会顽固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要素。有一次，一位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兴奋地与我分享，她非常钦佩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一进办公室就“亢奋”，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我这一个人是为企业的1万名员工打工的，我希望信任我的所有员工能够体面的生活。”董事长的精力都在工作上，甚至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模也从不张扬，全公司没一个人知道。有一位国有企业负责人对我讲：国有企业最怕流失的，不是资本，而是人才。他的工作重点是打造世界一流的企业文化，把人才留住，使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能够发挥“1+1>2”的化学反应。他也做到了，2014年越南发生反华游行的时候，越南公司的越南籍员工站在厂门口，自发地保护公司资产。 笔者2007-2009年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有人感叹：为什么，中国最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毕业生，对美国的贡献也许大于对中国的贡献。今天，在“一带一路”伟大事业的激励下，人才向中国回流、聚集，文明型中国需要社会精英，对精英的评判标准不论出生、不分国籍，关键是要有精英意识：批评性思维、独立性思考、跨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高度的社会责任。当然，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也有很多令我感动的故事，大家不求名利，充满激情，只为使命。 专家是为“一带一路”服务的，而不是与之相反。就我的状态而言，一年365天，260多天在路上，就是希望把“一带一路”的真实情况了解透彻，能够不断完善相关决策。在调研中，由于祖国之大、天南海北温差极大（从北京到海南飞行距离2500公里，从北京到乌鲁木齐飞行距离2650公里），高铁、汽车、飞机成为每天的“挚友”，去年得了极其严重的咽炎，一说话就咳嗽，但每听到一个温暖的故事、每遇到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笔者都兴奋不已、充满能量，愈加坚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对待“美好”的最好态度，就是分享。最怕的就是默然，好也不说、坏也不说，“美好”就越来越暗淡了。 2016年3月28日，在参加《“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发布暨百人论坛专家峰会时，我略有遗憾地说：自2013年9月至今，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逐渐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依然对此是一无所知，分不清“一带一路”还是“一路一带”，分不清是“新丝绸之路”还是“古丝绸之路”，反美战略、过剩产能等是基本印象。第二个群体对“一带一路”有审美疲劳，一看到这四个字就忍不住翻篇，认为相关成果实在是缺乏新意。对此，不能自娱自乐、老炒旧货。 2016年8月28日，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笔者高兴地分享：其实，“一带一路”还有第三个群体，即早已上路，默默无闻打造精品的人群。这类人多了，是件好事，他们如同蒲公英，他们的专注、投入、热情会直接消减前两类人的抱怨、纠结、冷漠。如果说2013年是“一带一路”提出之年、2014年是规划之年、2015年是顶层设计和理论支撑之年、2016年就要打造标志性项目，开始用事实说话，用能够说服自己的精品案例去说服沿线民众。在这一阶段，“一带一路”要由泼墨写意进入到工笔细描。 当然，必须承认“一带一路”依然有很多问题存在，“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我们要确保这一倡议有效落地，而不是“虚热”。最近几年，“一带一路”的活动和项目越来越“高大上”，但内容供给严重不足：1、“等靠要”现象依然存在，精品太少，为此要避免“粗制滥造”。2、地方、企业按部就班，之前该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为此要避免“传统惯性”。3、“一带一路”内涵无限扩大、无所不包，但是边界越来越模糊，为此要避免“天方夜谭”。4、理论研究支撑与现实案例支持不够，玄学或“边走边学”情况凸显，为此要避免“虚热空洞”。如何破局，文化经济学就是一种尝试。 2000多年前，出现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但这条路可不是人们修出来的，而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外国人要披荆斩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原因可能很简单，即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有极大魅力的，有这些沿线国家最需求的东西：一个是有形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业等，另一个是无形的产品，如先进的文化、思想、理念、制度、价值等，甚至包括中国人眼中的精气神。 文化经济学是本书的文脉，也是理解“一带一路”内涵与前景的关键词。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笔者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即实现“双收益”的，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受欢迎，不仅因为她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令人震撼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她能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令人称道的文化事件。 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必然要处理好经济与人文的关系。未来的风向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脉与商脉相辅相成。企业以及城市要很好的适应未来发展的风向，即从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文化经济学，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经济与文化精品的过程。其中，人文交流是“通心工程”。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要善于学习，要善于从别人的有益经验中获取完善自身的知识、视角和思路。 在国际舞台，文化不仅是阳春白雪，更是刀光剑影；文化不仅是历史遗迹，更是行走的经济。就文化软实力而言，要让中国文化“行走”起来，行走的关键就是让国人的眼神中充满对文化的坚定与灵动，同时能够激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文化与价值的冲动，既喜欢中国做什么，更欣赏中国是什么。 “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一带一路”故事才刚刚展开，需要更多常在路上、总倒时差的，老换水土、不断找思路的，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的“一带一路人”。 本书希望各位读者不仅能够获取“一带一路”的基础知识，更希望有更多的国人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笔者最敬佩的人，是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又对国家和世界进步有贡献的人。对中国人而言，一辈子最在乎的可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关怀，实现人内心的温暖和归属。中国的技术进步与文化自信同时崛起，这可能就是“一带一路”最“炙热”、最“温暖”的一面。 让我们共勉：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作者简介：赵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