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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创新者、改革者。“35年前我刚到美国，拿到奖学金后就去买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后来用这部相机记录了很多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接受新华网专访时，看到摄影记者的相机，立刻将时空拉回到那个他“梦想”开始的年代。就在几天前，钱颖一刚刚荣膺“中国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如果说，这个奖项是对他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见证，那么，他在今年10月出版的两卷本《大学的改革》的“镜头”，则记录了他在清华经管学院推动教育改革的前行之路。而钱颖一在经济学界和教育界两者间的“跨界”，更是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别样的故事。 特聘教授们与中国的经济管理学院 钱颖一至今仍旧清晰的记得，2002年9月走进清华大学主楼后厅，给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课时的情景。 2001年6月，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辞任。7月，接任的赵纯均院长找到钱颖一，希望能够通过他邀请一批海外知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到清华任教。而朱总理那句著名的“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就是在那年4月份召开的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的。 钱颖一回忆，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他到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同他一起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的海外华人经济学者还有田国强、周林、洪永淼、谢丹阳、白重恩、李稻葵、许成钢、王一江等。事实上，为了能使这些海外学专家回国任教，钱颖一在“特聘教授”制度上做了不少创新。当时关于“清华百万年薪特聘教授”一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岂不知，百万年薪是四位教授一年的薪酬和研究经费的总和。 钱颖一介绍，“当时很多国内出国留学的人都已经在国外很长时间。我是1981年去的美国，到2001年已经有20年，当时已是有终身教职的正教授。其他的学者也都拥有正教授或副教授的教职。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大家立刻全职回国并不现实。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情，最后搞出一个制度创新，就是特聘教授。如果只是访问教授，通常时间都很短，而且没有长期承诺。为什么特聘教授制度是每年三个月呢？这是因为美国大学通常只发九个月的薪酬，另外的三个月时间，教授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的特聘教授制度，是四个人为一组，每个人三个月，正好能够覆盖一年的时间。这样就与美国大学的制度不冲突了。” 后来，MIT的王江教授召集了9人的金融学教授团队，哥伦比亚的姚大卫教授带领4人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教授团队，再加上钱颖一召集的15人的经济学教授团队，清华经管学院的28人特聘教授团队以崭新的面貌亮相。据钱颖一介绍，当年这15位经济学特聘教授当中，现在有10位已经是中国知名高校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的院长了。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功利领域思考非功利” “我本科是学数学的。后来到了美国，发现用数学模型可以来研究和阐释经济，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种大开眼界。我博士毕业之后在三所美国大学任教，从助理教授做到正教授，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切身的体验”。钱颖一从学生到教授，经历了美国东部和西部六所顶尖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这在当今学人的圈子里，也是屈指可数的。 或许正是因为钱颖一对于东西方教育体系的熟知，使得他在2006年回国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为清华大学——这座中国高等学府的顶尖代表，以及清华经管学院，带来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钱颖一看来，中国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钱颖一说，“中国的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过热。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每年招收的高考分最高的学生中，不少人报考这些专业。但是一些学生其实对经济、金融、管理并不感兴趣，只是因为老师和父母说，你考了这么高分，不报经管可惜了。而经管学院的毕业生，更是趋之若鹜地投奔投资银行这类金融机构。但是，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最优秀的人的选择很多样化，包括去学法律和医学。在我国，经济管理是比较功利的专业，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学这些专业的学生不那么‘功利’”。 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去“短期功利”的改革一直在进行。通识教育，是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改革中一张闪亮的“名片”。2009年秋季学期起，清华经管学院实施新的本科培养方案。《中文写作》、《中文沟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心理学概论》、《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看起来不那么“功利”的课程，进入了清华经管学院新的培养方案当中。钱颖一说，“通识课的这些内容，看起来并不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短期的获得，但是它们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长期的。”多年的持续改革，让清华经管学院收获了肯定。在2014年，《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理念与实践》获得了每四年一次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果一等奖。 其他方面，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清华经管学院，包括钱颖一在内的一些顶尖学者，一定要走进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程。他们认为，如果说大学教育要对学生产生大的影响，首先就是本科生。而本科阶段的教育，更多的是塑造“人”，这是最重要的。 钱颖一在他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中写道，“这些年来，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研究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这些年来，他更多的是专心致志地在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他说，“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会十分巨大”。 钱颖一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钱颖一经常把复杂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概括为简单的两类问题，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个是激励问题，就是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钱颖一在思考教育改革问题时，也把它概括为简单的两类问题：一是实践现代教育理念，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他把众多的和复杂的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问题，分别纳入这两类问题之中。 教育中的均值与方差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毕竟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就叫做‘均值高’，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从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的表现名列前茅就可见一斑。 但是中国教育同时存在“方差小”的问题，就是极其优秀出色的人太少。钱颖一坦言，过去出国读本科的学生还不多，清华录取的都是各省的最高分，那就是该省中最高分的学生。但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读本科，而国外顶尖大学的本科录取标准又非常严格。所以，虽然清华现在录取的仍然是各省最高分的学生，但是样本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极其优秀的人才的产生，方差会变得更小。” 钱颖一指出，中国教育在培养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作用和成绩。 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发生了变化。钱颖一强调，“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妨大局，甚至还是优势，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更多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就会显现出一定的制约，因为创新和创造力的缺乏”。 钱颖一说，“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作为劳动力是投入品，是工具；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它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教育走向 作为经济学家，钱颖一经常被人问及关于经济本身的问题。但在钱颖一眼里，教育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更事关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的十年，中国会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钱颖一指出，“未来的五到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提升，服务业比重扩大，制造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钱颖一说，“一种流行观点是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钱颖一解释，推动教育改革与推动经济改革有着类似的逻辑。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让他能够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思考并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善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设计激励机制，用简洁的模型聚焦问题的实质：“长期进行转轨制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让我特别注意要在改革中考虑各种约束条件，包括制度条件和历史条件；同时，比较经济学让我善于从国际比较中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优或次优方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长期研究，又让我深刻体会到试点、渐进和言行关系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中推动改革，我遵循了与经济改革同样的逻辑和方法。” 供给侧改革：“谋”事在政府 “成”事在民间 钱颖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在海外接受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老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 Maskin）曾这样评价他：”钱颖一天赋非比寻常，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后生们可以继承钱颖一等人开启的传统。“ 钱颖一目前是多个经济金融类专业组织的成员，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出谋划策。 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尽管需求刺激持续释放，但是效果甚微。与此同时，旧有经济模式的增长疲态显露，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风生水起，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日趋明显。为适应这些变化，在优化提升需求管理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的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钱颖一解释说，“过去我们总是讲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它的背后是短期需求侧的经济模型。而分析经济中长期增长问题，要用供给侧的增长模型。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我国经济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后的新常态。“ “发展新动力，打造‘双引擎’，说的很清楚，就是一方面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中国经济的韧性其实很强，不仅表现在政府的调节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民间的积极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更强。”钱颖一指出，“硅谷为什么创新企业那么多，因为束缚少；深圳为什么成为了创新的代表，因为是特区，限制少。限制少了，企业的自我调节、自我发挥的空间大了，创新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 钱颖一说，“我们现在是人均8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了，需求结构的变化需要创新成果来满足”。他掏出自己的手机，“在乔布斯造出iPod之前，谁会想到MP3音乐播放器可以做成这样。出了iPhone之后，全世界又都重新认识了智能手机。所以，需求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未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创新，而创新不是由现有需求决定的。政府刺激需求都是指已有的需求，但是它没有考虑到很多潜在的需求是需要创新才会显现的。‘新常态’不仅是状态的变化，还需要我们的心态的改变。“新常态”很大的意义在这里。” 钱颖一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教育、离不开经济、离不开创新、离不开改革，而他们又都是互联互通的。他常爱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一般能力应该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掌握具体的知识”。如同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增长方式，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需要加强创新时代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作为经济学者，钱颖一相信，自己目前的“边际影响力”在教育领域会大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许，正是因为真正懂得经济和教育，钱颖一才能为自己标注出如此深远和精准的坐标。（文/李天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