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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王爷庙(现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诞生了。为何该自治区成立比新中国成立还早2年零5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网记者带你走近那段战火纷飞、风云跌宕的历史岁月……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原五一会址。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提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草原“发芽” 青砖建造的厅堂里摆放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历史文件，主席台上方还悬挂着用蒙文书写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几个大字。走在五一大会旧址的礼堂里，看着乌兰夫在五一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的场景复原，记者仿佛回到了1947年……  参加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举手表决。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提供 内蒙古党史研究专家那顺乌力塔告诉人民网记者，72年前的内蒙古，贫穷、落后，支离破碎，满目凄凉。中国共产党开辟在内蒙古的工作之前，内蒙古各族人民处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本民族封建王公贵族的压迫以及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 1945年8月，苏蒙两国对日宣战，解放了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八路军解放了绥蒙包头以东地区，形成了与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和陕甘宁相连的大片解放区。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东北和华北的力量占据了很大优势。从全国革命的战略考虑，党中央决定扩大东北、华北解放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内蒙古正处在两大解放区的后方，解决好内蒙古问题，在全国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内蒙古地区形势的发展，积极开展工作，并制定了内蒙工作的方针。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指示电，确定“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 当时，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分别掀起了以“内外蒙合并”“独立”“高度自治”为内容的民族运动。当时，一些蒙古族上层人士和进步青年分别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海拉尔建立了“呼伦贝尔自治政府”。 同时，国民党在其“接受”的地区，全面恢复了旧有的统治秩序。在其占领的盟旗地方，一面恢复旧的县治，一面搞所谓“蒙旗复员”活动。在内蒙东部的哲、卓、昭盟地区还恢复了伪满洲国时期已废除的封建王公制度。 内蒙古的民族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注点之一，主张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经过充分的思想、理论等准备的，并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探索实践。 “民族问题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怎样给民族问题定位，怎样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影响着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内蒙古党校民族理论教研部教授乌力吉向人民网记者介绍。他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系统研究了国内民族问题，并在伊克昭盟城川和陕北定边等地进行建立民族自治区的探索实践，形成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对人民网记者说：“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培养。从1923年开始，发展了荣耀先、多松年、乌兰夫、李裕智、奎壁、佛鼎、吉雅泰等内蒙古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早在1925年，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第一支少数民族党支部。”194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这为日后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内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大会在张家口市远来庄礼堂隆重召开，共有8盟36个旗的代表等79人参加大会。乌兰夫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全国发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公报》，宣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宣布联合会的宗旨和各项政策、主张，特别强调“内蒙古人民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盟党部就派人前来联系沟通有关情况。接着，双方还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几个月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来到承德，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乌兰夫、刘春、克力更等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预备会议。在自治运动的方向、道路和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双方代表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进行了激烈争论。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部分委员合影。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提供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永告诉人民网记者，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个动人的故事。1946年3月28日下午，乌兰夫与程子华、胡锡奎等同志前往东盟自治政府代表团的下塌处看望代表时，乌兰夫见到了特木尔巴根，两人都倍感激动，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好多年前…… 原来，早在1929年6月中旬，由东方革命大学校长米夫安排，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乌兰夫、佛鼎、德勒格尔来到共产国际驻地接受领导同志接见。这名领导同志就是瞿秋白。后来，瞿秋白代表共产国际宣布党组织的决定，让在座的5人一道回国工作，点燃内蒙古革命的火种。根据工作需要，回国后，乌兰夫、佛鼎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德勒格尔到察哈尔省开展工作。 这次故旧重逢对其后会议的顺利进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特木尔巴根立即从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后哈丰阿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东蒙谈判的7位代表中，有两位具有影响的成员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上。二是特木尔巴根对代表团其他成员一个一个地做启发开导工作，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乌兰夫的讲话。他还特别对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反复耐心地做工作，最终做通了多数代表的工作。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正式举行。于永告诉人民网记者，这次会议是内蒙古近现代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道路”问题，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等。  1947年4月23日，乌兰夫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词。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提供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5月1日，选举产生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诞生。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给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发了贺电。 成立后的内蒙古自治区广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开展土地改革和牧区、半农半牧区民主改革，组织和动员内蒙古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成为稳固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战略后方。 内蒙古树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榜样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做出的符合各民族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抉择，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实践范例，标志着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崭新制度诞生，为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开辟了一条正确道路。 在自治区成立初期，针对多年战乱导致的经济凋敝，人间鼠疫、梅毒疾病横行，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等状况，内蒙古在党的领导下提出了“革命、生产、控制疾病”三大任务，并经过努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控制了流行百年不止的传染疾病，短短几年内出现了人增畜增的新气象。 那时，内蒙古各族人民拿出粮食和马牛羊，组建新式“蒙古骑兵”支援前线，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于永还告诉记者，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在本身缺粮的情况下，采取“增产减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的办法，向国家贡献了10多亿斤粮食和大量牲畜，草原母亲更是收养了3000名外省汉族孤儿，善待了近百万的逃荒者。 “率先探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们党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内蒙古党史研究专家那顺乌力塔告诉人民网记者。比如，内蒙古在特定历史时期先后因地制宜实施的“三不两利”“稳宽长”“草畜双承包”等政策和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推广。 自治政府成立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全面彰显了党的民族工作伟大思想和新理念，许多重要内容被吸收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场景。李睿摄 乌力吉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率先开展了民族政策再教育：率先进行了民族政策大检查；率先在党校和大专院校全面开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率先提出把民族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率先提出加强干部的团结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关键；率先提出处理民族问题“不能急、不能简单化、不能一味迁就”的“三不”原则；率先提出在一个地区占主要地位的少数民族，在处理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也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率先提出要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本区域内其他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自治权利；率先开展自治区直属机关学习使用民族语文先进表彰活动；率先开展民族教育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率先普及从小学生到高中的蒙语教学，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党成功、坚持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实践依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时的场景。陈立庚摄 党的十八大以后，内蒙古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2018年经济总量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7万亿元和6.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857.5亿元，由70年前的一穷二白，发展到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二十一位、人均生产总值居全国第九位。 “回顾历史，正是由于全面实施和不断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使内蒙古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世人共睹的历史巨变，为民族地区探索发展道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那顺乌力塔对记者说。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道路是成功的“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对多民族国家必须认真面对和正确处理好的国家与民族关系，提供了成功的‘中国方案’。”于永告诉记者，正确处理好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仍普遍存在，既是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关系着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已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无数事实证明，那些企图通过殖民活动、武力征服、强迫同化，甚至种族屠杀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反而成为国内动乱、国家分裂、国际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诱因。 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做好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统一、稳定，事关民族平等、团结。“内蒙古70余年长期呈现安宁局面的要诀就在于，必须有一个能够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坚强政党，必须做出适合国情的制度安排和合法保障，必须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共同的最高利益，必须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于永对记者说，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民族关系，首先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全面实施和不断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实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不能离开的生动局面。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我国又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步入康庄大道。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蓬勃发展。在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对记者说：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一定能够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