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孩子”根在草原

身穿蒙古袍年轻时的高娃。

幸福一家人。

高娃的第一张照片。

儿子的婚礼上。

90年代初的全家福。

高娃和养父母的合影。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有这样一群特殊身世的人。他们出生在汉族家庭，却在牧人家里长大成人。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血液里早就融入了内蒙古高原的基因。他们就是被蒙古族牧民称为“国家的孩子” 的上海孤儿。

“其实，我这辈子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上海孤儿。因为，从懂事到现在60岁，我从来也没感觉到自己是个孤儿。是这片草原养育了我，是养父母给了我幸福的人生，是党的好政策让我的生活甜如蜜。”当高娃在西乌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的家里见到记者时，她这样说。

眼前的高娃精神抖擞，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随着采访的深入，她的思绪慢慢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

养父养母的掌上明珠

1959—1961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让包括上海在内多个城市3000余名孤儿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来到了内蒙古草原。

“国家的孩子们来了”，当这个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草原时，本身也不宽裕的草原人民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几百里，争先恐后前来收养这些孤儿。其中，西乌旗原巴音宝力格苏木（现浩勒图高勒镇）联合厂蒙古族工人李相廷、王春芳夫妇也来到保育院收养孩子。

高娃的长子全宏磊在一篇演讲稿当中描述了当时的情节：“那是一个初春的五月，乌珠穆沁草原上的雪还没有退去，哈气中还能感觉到强烈的寒意。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外公外婆也积极响应号召走进了孩子们所在的保育院，外婆还深深地记得那是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那是一个个即将枯萎的祖国花朵，本应被天真、活泼、可爱赋予的温暖，却被饥饿、疾病和泪水完全覆盖。当外公外婆走进保育院的时候，角落里有个小姑娘一直对着他们笑，笑得是那么真诚，外婆觉得这个孩子跟她们有缘，所以就选择了我的妈妈，也最终成就了她们这一生的母女情缘，我母亲——一位生在大上海，乳名叫做阿容的孤儿，在大草原找到了父母，找到了家。”

正如文中所讲一样，就这样，在那个新中国最困难的年代，年幼的高娃在锡林郭勒草原扎下了根。

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小时候的高娃骨瘦如柴、身体虚弱，时不时地感冒发烧。一生病，母亲就赶紧抱起年幼的高娃，往苏木卫生院跑，去的次数多了，大夫们和高娃的母亲开玩笑说，你们家“胶皮娃娃”又病了。

大夫们玩笑中的“胶皮娃娃”却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也是因为身体底子弱，高娃到五六岁的时候才学会了走路。“母亲不管走到哪儿，都会背着我。我人生的记忆，就是从母亲的后背上开始的。我依稀记得，有一次母亲像往常一样抱着我到苏木大庙玩儿。她说，闺女，快看、快看，大庙建的多漂亮啊，等你学会了走路，就可以到这儿玩儿了。”母亲哄孩子的一席话成了高娃一生最初的记忆。

当时，苏木给收养孤儿的家庭每天供应2斤牛奶，每月7斤白面。在高娃的记忆中，那缺衣短粮的年代，父母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贫，但却从未让闺女受过一丝委屈。

高娃说：“家里好吃的、好用的都给了我，即便父母的生活再难，都不会让我受任何委屈，养父母将全部的爱倾注在我的身上，这份亲情，胜过亲生骨肉。”

1969年，高娃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小书包，扎着可爱的小辫子，蹦蹦跳跳踏进校门，成为了一名学子。

草原是唯一的故乡

1976年，高娃初中毕业。来到草原时嗷嗷待哺的小女孩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年，她按照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到农业点劳动，挣工分。当时，一辈子几乎没开口求过人的父亲找了很多人，把高娃分到离家里只有4公里远的农业点。

高娃现在依然记得清楚，当她离开家的那天，母亲一直悄悄抹着眼泪，依依不舍。此后的几年里，每到饭点，高娃总是能看到母亲站在家门口，向着高娃所在的劳动点遥望着，直到天色渐黑……

高娃的母亲有一次患了重病，躺在病床上告诉了她的身世。“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上海孤儿了。您放心，我只有一个家，那就是草原；我只有一个妈妈，那就是您！”母亲听着闺女的心里话，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高娃被分配到旗政府所在地，成为了一名工人。1998年，统一买断工龄后，高娃开起了一家小超市，2009年，她开始领上了退休金。

“曾经的靠天吃饭被现在的科学养殖替代了；曾经的泥泞小路被现在的航空高铁替代了；曾经的毡包土坯房被现在的小区别墅替代了；曾经的小卖部被现在的现代化购物广场替代了。我上课的时候能上到初中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如今只要肯学，读博士都不成问题；在那个小病挺、大病等的年代里谁曾想过合作医疗竟是如此实惠便捷？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我退休以后还能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这些我亲身经历的变迁都是改革开放为我们老百姓带来的红利啊！”高娃深有感触地说道。

1983年，高娃与同是普通工人的全贺组成了美满的家庭。虽然老公是汉族，但高娃却说服老公，给两个孩子上户口时，在民族一栏里郑重地写下了蒙古族。高娃说，是蒙古额吉把我抚养成人，我自己也是蒙古人。我要让我的孩子永远记得草原的恩情，拥有一颗对草原感恩的心。

1985年，她养母因病去世，1994年，养父因病去世。“我这辈子最悲伤的时刻就是失去父母亲的时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自己亲手关照着二老，为他们送终。”高娃记得，母亲在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艰难地说：“闺女，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就是——那天去了保育院，有了个懂事的女儿。

“虽然父母相继辞世，但我从没有觉得自己孤独。因为，不仅是我的父母，还有这片草原用它广阔的胸怀温暖了我，我不是孤儿，我是草原的孩子，草原是我这一生唯一的家园。”高娃略显深沉地说。

祖孙三代的上海之约

如今，高娃的长子全宏磊与当地牧民姑娘盖丽苏玛组成了幸福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格根其尔。为了让外孙女从小学会蒙古语，高娃一直用蒙古语与孩子交流，还把小女孩儿送到了民族幼儿园。

高娃说：“孩子学语言，必须有环境才行。现在我外孙女用蒙语交流不成问题。孩子爸妈也同意等孩子上学时用蒙语授课。”

在高娃家采访时，小儿子全宏泽始终守候在母亲身旁，为我们端茶倒水，还主动打开家里的电脑找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说，母亲几乎每天都催促他，赶紧找个媳妇儿，趁着身体好，给带带孩子。

前些年，在内蒙古草原各地的上海孤儿们发起了寻根之旅，一时成为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对此，高娃却有着自己的想法。有好几次与她同是上海孤儿的人邀请高娃共同赴上海寻根时，高娃却用各种理由推脱，到现在也没去过上海。

“您对上海的印象是什么？想去看看吗？”

“我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从电视上看的东方明珠塔，还有就是许文强和冯程程。”高娃笑着说：“也许这是我们这代人对大上海共同的记忆和印象吧。”

“寻根做什么呀？人这一辈子过得幸福就行了。我的家在草原，孩子们在身边，朋友们在这里，过着如此幸福美满的生活，还要寻根干什么呀，因为我的根就在草原。”经过一番沉默，高娃说。

话虽这样说，但作为儿子，孩子们比谁都明白母亲对出生地的一丝牵挂。为此，两个儿子商量后，和父母定下了一个上海之约：等到全宏泽结婚成家后，一家祖孙三代要到大上海旅游，走走居民区，探探民俗风情，亲眼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采访中，高娃有问必答，从内心里从不愿提起上海孤儿的她与记者整整畅谈了2个小时。用她的话说，抵触是因为从不觉得自己缺少关怀和亲情。之所以和记者敞开心扉畅谈，是因为作为上海孤儿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份子，有责任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上海和草原心连心，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有义务给子孙后代们讲好这一篇新中国的故事。

60年前，当时的新中国和上海孤儿们一样，蹒跚学步。60年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新中国已昂首步入新时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只有祖国强盛了，才有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如果说感谢的话，是草原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是改革开放让我们享受到了美满的生活，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们幸福一生。我要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采访结束时，高娃满怀深情地说。（记者 徐永升）

（本版除署名外图片由高娃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