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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最广泛关注的考古发现非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莫属，它也顺理成章地跻身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行列。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和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成为业界关注和坊间谈论的焦点。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治秦汉史多年，不仅关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关注此时期的政治史相关问题。2015年，辛德勇出版《制造汉武帝》，集中论述所谓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近日，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披露，辛德勇又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本书是作者对《制造汉武帝》的延续，是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著作。书中对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均有涉及，诸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同时，作者针对考古发现的大量随葬财富、“海昏”的释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立足大时代背景 解读扑朔迷离的“废帝”人生 海昏侯是汉武帝刘彻的孙辈，所生活的时代距汉武帝时代不远，更准确地说，是汉武帝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续。研究海昏侯刘贺的人生轨迹，要立足大的时代背景，去观察他身上的各种政治角色——昌邑王、汉废帝、庶人、海昏侯等，才不至于偏颇。 辛德勇教授检读《史记》《汉书》等基本历史文献，带领读者延伸视野，从刘贺的父亲老海昏侯刘髆乃至他的祖父汉武帝刘彻谈起；谈到拥立刘贺登上帝位、同时又废黜他帝位的权臣霍光；还讲述了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的他的侄子汉宣帝刘询的故事。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通过丰富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海昏侯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也总结出，刘贺之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汉书》当中也有非常清晰的记载。此外，作者还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刘贺其人：情趣高雅的正人君子，还是“行昏乱”、“危社稷”的“废帝”？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直观的印象是财富和竹简。很多人首先会对大量黄金制品以及巨额钱币等财富的地域来源产生疑问：这些财富是从哪里聚敛来的？西汉的海昏侯国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财富所显示的那样富庶？针对这个问题，辛德勇在书中从刘贺的经历来展开分析，关注刘贺生活的地域环境。刘贺曾生活在三个地区：昌邑国、首都长安以及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地区，而其财富来源问题正是与这些地域当时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状况相关。 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如所谓《易经》就是如此），以及乐器、两周铜器等。于是，有论者便据此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并企图以此推翻《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认为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 对此，辛德勇认为：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例如，关于出土的儒家竹简，在《海昏侯刘贺》一书第六章中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早在刘贺之前，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此事在本书第二章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这些寻常的随葬竹简，只能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到印证的作用，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但作者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文物没有价值，其价值在于补充了具体的实物，同时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 辛德勇认为，考古发现，可以丰富和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同样，历史学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深入探讨文物背后的故事。所谓“二重证据”，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促进的一种境界。但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正如他在书中总结的：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 出土文物：颠覆文献记载，或仅是丰富历史细节？ 青铜器、丝织品、黄金制品，以及上千枚具有文献价值的竹简，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缭乱。在书中，辛德勇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它们身上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 辛德勇认为，就研究对象的实质性内涵而言，所谓考古学，可以看作历史学的一种比较特别的研究手段，它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史料，同时帮助解析过去遗留下来的实物。因此，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不仅给历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同时还会极大地丰富历史学的研究资料，从而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度。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进入传世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时段之后，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属性等问题而言，考古新发现，大多会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而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如果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沦为空想。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辛德勇教授认为，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总之，辛德勇教授《海昏侯刘贺》一书的出版，将对海昏侯的研究从考古发现层面推向了更为深入的史学研究层面。还需一提的是，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不仅要嘉惠学林，也要普惠大众，两者兼顾，困难重重，但应当勇于尝试，辛德勇教授的《海昏侯刘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