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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已成民众耳熟能详的名称。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接连传来两个喜讯，中国提交的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紧随其后的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中，首次尝试跨国申遗并顺利入选的丝绸之路项目备受瞩目，在结果公布之前，坊间就传言其入选是“铁板钉钉的事”。 国内如今说起世界文化遗产，主题还是谈保护。这是因为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得还远远不够，很多地方政府只是把申遗当作摇钱树，看重的是给地方带来的名头、是保护与修缮的经费、是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当下欠缺的不只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法规，政府官员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也认知模糊。相反，倒是一些民间保护组织与个人在行动中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保护，只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应尽的第一义务。这些遗产源自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保存品，无法再生，不保护就意味着消失。这是个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那些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更是证明了它具有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文化价值。对文化遗产更重要的义务，实际上是研究，要通过研究发现这些遗产背后的价值与灵魂，研究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与想象力，以及它对民族与世界的意义。这种研究不是简单的经验判断或事实描述，而是要对它背后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价值有深入的研究。对这些文化遗产研究得越深，传播得越广，民众对自己的民族特性就会认知得越深，从中汲取新的创造力量，成为一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根基。 就拿本届申遗的丝绸之路来说，它背后的学术背景，实际上是敦煌学。说起敦煌学，绕不过日本，有一句流布甚广的话，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所说。这句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的执牛耳者。实际上，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和中国同时起步，都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9年到北京有关。他是进入藏经洞翻阅了所有文献的唯一学者，还主动向中国学者展示了敦煌经卷，引起学术界关注。这一举动使清政府，开始将藏经洞的剩余文献运回北京。一个日本书商因在伯希和处看到了这此经卷，把消息传回了日本。 此后，敦煌学研究在日本以京都为中心，渐渐热了起来。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和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还各有所长。由于日本学者有资金资助，更易前往欧美收集敦煌资料，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汉学水平也要高得多，所以成绩斐然。1940年代之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对佛教佚经和禅宗的研究，以及对唐代社会、法律和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方面。1950年代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一个新高潮。它的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从经史子集及文学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经济史等方面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也影响到了对魏晋隋唐史的研究。至今为止，在这些研究领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研究深度，可与日本相比。 有了这样深入的学术研究，日本民众中传播和普及敦煌文化的程度，似乎远大于中国。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过一句话：“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代表了很多日本民众对敦煌的认知。在日本，经常会举办关于敦煌文物和文献的展览。各类文学艺术样式，也常以敦煌为主题。日本还是研究丝绸之路音乐的第一个国家。这些都增加了敦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感，所以，到敦煌的境外游客中多半是日本人，他们的态度也最虔诚，是带着文化朝圣心理前往敦煌的。相比之下，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虽在中国境内，但对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以及丝路文化在民众中的影响，中国似乎远不如一海之隔的日本。 不少专家谈到，申遗只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但保护背后的文化研究更应该是我们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本次丝绸之路申遗成功，让保护的重任提上日程，接下来，如何更好地进行深入研究，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植根于国人心中，或许应当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深层次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