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全国570余万名不同年龄、出身的求学者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此后40多年，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40年来，高考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不断变革，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万千气象，亿万青年和无数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因为高考而改变了走向。
60后 感谢妈妈 指我前程 ■ 阿 超 北京 金融界人士 我1983年参加高考，至今已经过去35年了。由于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所以能考上大学，在老师、同学、街坊四邻眼中，那可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就像是在头上戴了一个光环。 我从小喜欢动手鼓捣东西，还参加了学校和少年宫的航模兴趣小组，所以一门心思想要报考无线电专业。 可妈妈的想法却和我不同。她觉得大学如果学理科，毕业后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外地，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儿子守在身边。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也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高考志愿填了当年在北京地区招生、在北京地区分配的北京财贸学院（后与北京经济学院合并为首都经贸大学），攻读金融专业。 当年的家长似乎不像今天的家长这般重视孩子的高考，又是请假陪考、又是订高考钟点房什么的。考试期间，我们同学都是自己来回。高考过后，妈妈才告诉我，其实她那几天一直请假暗中跟着我，直到看着我走进考场才放心。原来妈妈知道我实在是不喜欢文科，怕我中途弃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把它交到妈妈手里，说：“给您考上啦！”语气中透着不喜欢和无奈。 谁知就是这个自己当初很不喜欢的金融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域，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步伐；见证了中国金融行业从小到大不断成熟的过程；参与了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向国际化发展的工作。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深圳、厦门等地的国有企业从事旅游、外贸等工作，因工作需要也曾被派驻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后来我在一家大型国企金融公司任职20余年，其间因工作需要，又考取了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PA）。 40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先搞活的是沿海地区，最活跃的是经济领域。可以说，我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金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学专业使我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现在想来，关于高考选专业这件事，我还得感谢妈妈。
80后 走出大山 回到大山 ■ 陈泽恩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孟塬乡 村致富带头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务农，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很少有人能够走出去。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全靠父亲一个人供我读书。父亲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希望我能够考出大山，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上高中时，父亲在矿上打工右臂骨折，两三年干不了重活，家里经济来源受到限制，我因此萌生了休学出去打工的想法。高二那年，我瞒着父亲，带着班上两个同学到工地打工，一天下来能挣30元。饿急了的3人，在工地厨房的储物间就着酱油吃了一顿西红柿黄瓜拌馒头，当时简直香死了人。后来的打工岁月里，大伙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 因为年纪小，在工地上处处受人欺负，我和同学忿忿地回到学校，也想明白了：必须考出去！因为落下了不少课，我求老师、求校长，终于让我留了一级。重新上学后，我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一句话：考不上大学誓不为人。 考上大学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地。当时我既要保证学业，又要寻找力所能及补贴学费的方法。2012年，我创立了“光色墙绘工作室”，给幼儿园、KTV等处的墙体包工绘画，赚了4万多元；2013年，我又与人合作在重庆成立一家景观工程公司。那些年，清早衣服整洁干净出门，晚上回到学校宿舍灰头土脸。大四还干起了和雕塑有关的工作，挣了40万元，去掉学费、生活费等花销，净挣20万元，一毕业就买了车，对此父亲很是诧异。 也是在大学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发现了养蜂的巨大商业潜力。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回乡创业。你可以想象，全村第一个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的大学生，现在却要回到大山里，乡亲们会怎么看？但是我坚信自己的眼光。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的养蜂规模已经扩大到近300箱，年产蜜超两吨，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年收入将近50多万元。前年，我将家里的老窑洞装饰一新，乡亲们眼见为实，终于相信了我的选择。现在我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整个孟塬乡有500多户养殖户，共有5000多箱蜂箱，每户平均能有上万元的增收。 如今回想一下，大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眼界、做事情的气魄，给了我开阔的心胸，还有接受新生事物的灵活，让一个山里的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50后 创作小说 自成一派 ■ 秦 俊 河南南阳 著名作家 前几日早上散步回来，街道上因有学校作为高考考场，交警早就设障限制车辆通行和鸣喇叭。想起高考往事，我就激动甚至悸动，如果不是高考，我哪有如今的收获？可以说高考提升了我和家庭的地位，让我进入一个崭新天地。 我生于1954年，家在中原贫困乡村，爷奶患病去世，给家里留了一堆欠账。父母辛勤操劳，因我们兄弟姊妹多而生活多艰，我都20多岁了，在农村那时候就是个大龄青年，亲戚热心介绍了几个姑娘，都嫌我家兄弟多、没房子而告吹。 我上过高中，当过团委副书记，学校缺人，让我担任代课老师。1977年开始高考，因没人教课领导坚决阻止我参加高考。翘首盼望到了来年，我终于得以报名。一个月不分日夜奋战后，我走进久违难得的考场，以轰动全乡的高分，考进了河南大学历史系。这里有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有邓拓、袁宝华、姚雪垠等知名校友，让我激动新奇。那汗牛充栋、琳琅满目的图书，给我铺展开了一个全新世界。 毕业后，我到南阳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努力编好志书，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1985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前来视察，我为领导提供南阳人文历史资料，领导很是满意。接待汇报工作圆满完成，一时成为美谈。 我沉浸在家乡丰厚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中不可自拔，从此走上创作道路，先后完成了《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等《大汉天子》系列、《春秋五霸》系列、《大宋天子》系列共18部700多万字的作品。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将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发出熠熠光芒。”“河南南阳的作家，从姚雪垠起，到今天的二月河、秦俊，都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秦俊的系列小说，带有鲜明的民间烙印，其民间视角的创作方法令他的小说俨然自成一派。” 我被誉为“解读历史的民间叙事派掌门”。朋友认为“掌门”一词不儒雅，我想，哪怕评价为丐帮掌门，好赖是个帮主哩。 鲁 钊采访整理
00后 不上军校 就考师范 ■ 次 诺 藏族 西藏拉萨八一校 应届毕业生 我从小就有个教师梦。 我老家在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的一个小村庄，多年前还是一个荒芜贫瘠的地方，以种植和养殖为主，靠天吃饭，日子总是过得很紧巴。20多年前，作为农奴后代，我父亲参加高考，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他考进东北一所军校，毕业后，他回到藏区部队工作。 从我记事起，周边几个村的人都把我父亲当作偶像楷模，来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将来通过高考改变自家命运。 我是个早产儿，从小身体不太好。但我自幼深受一身绿军装的解放军大哥哥和叔叔们耳濡目染，就想当兵考军校。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体质根本适应不了部队的严格要求和层层筛选，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段时间，我非常懊恼，自己虽是男儿，却不能像父亲那样戍边卫国、建功立业，感觉羞愧遗憾。父母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只要努力学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就很好，西藏现在的发展突飞猛进，需要各方面人才。 母亲也是农奴后代，当年考入西南师范，毕业后回西藏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记忆中的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学生们成天围着她转，感觉她忙碌、充实又幸福。军校不能考，那我就决心去读师范，将来返乡教书育人，既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又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平时成绩还算不错的我，在刚结束不久的2018高考中，发挥算是正常再加一丁点儿超常。我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希望能在这个青稞飘香的金秋时节金榜题名，实现自己由来已久的教师梦想，将来学成回来为西藏建设添砖加瓦。 黄自宏整理
70后 人生半径 从此改变 ■ 周重林 云南昆明 “茶书馆创业项目”发起人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通过20年前的高考进入云南大学学习，我现在会在哪里？做些什么？ 我出生在师宗县的农村，年少时还去挖过煤。母亲那时安慰我，人勤快，农活也做得不错，在家务农也不会差。但若考不上大学，万一时运不好，估计可能成了现在大学同学的扶贫对象。可以说，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半径”。 上周发生了几件事，让我再次审视自己的高考和大学。我读完大学写作老师李森的新作，并写了书评。大学时学写作，李森老师不仅指点字句章法，还介绍在各家媒体工作的老师让我去拜访投稿。写作锻炼了自己的才能，持续不断的稿费解决了我大部分的生活费。 这些年被问得最多的话题是，你是怎么走上茶学研究道路的？这是受大学老师木霁弘先生的影响。大学读他的书了解了“茶马古道”，毕业后的几年跟着他系统研究这一课题，把一个当时很冷门、很小众的领域最后做得风生水起。当然这与前些年云南普洱茶大热有关。 在我的创业项目里，有一个茶主题沙龙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140期，产生了不错影响。有一位今年毕业的师妹，也是在大学期间爱上了茶文化，她从导师口中得知我在做这方面工作，便找到我。这大约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初衷：以商业守住一个爱好，让更多后来者有可投奔的地方。 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从两岁开始就跟着我到办公室，学着喝茶、插花。现在她没有颜色的水不喝，见到花就要往瓶子里插。她不识字，但是拿书从来不会拿反了。我太太也跟着我学习茶道和花道。高考开启的人生道路，成就了我们全家如今的美好生活。 想来我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在大学时期培养造就的，社交圈同样是以大学校友为中心。与大部分有恋校情结的人一样，我差不多两周左右就会回母校走走，吃吃不厌的小吃，看看美丽的花草。有一次与校友聊天，说起居住半径。一桌子十多个人，都住在距离母校5公里附近，这里面的原因你我自知啊。 本报记者 徐元锋整理
90后 手中有术 脚下有路 ■ 郭芑然 北京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开发总监 我始终以为，面对那张志愿填报表时，每个青年都会极高频次地向自己发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数年后当你回忆高考时，就会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 父亲上世纪80年代考入北大生物系，研究生毕业后又去美国读书，我就在这几年中出生。小时候，父亲的睡前故事讲得慷慨激昂，从莎士比亚到东周列国志，从诗词歌赋到史诗传记。得益于此，在我脑海中扎根的并不是科学原理，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后来选择文理科时，纵然文科成绩好到偏科，依然选了理科，并不是追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而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所有推动世界发展的事物都是由理科创造的。你去学理，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听起来十分空泛，但我信了，并且至今都相信，我能感到理想主义在我身上延续，笃信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高考结束后，我却弃理从文，也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后，你应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无论你站上最高领奖台，或者回到小学门口开一家早点铺，只要你快乐，我们就快乐，也只有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才能得到这份快乐。” 如今我也从父亲的母校研究生毕业，没有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投身人文艺术。我想要证明，感受力同样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样能改变世界，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说为高考所学的知识是“受教”，那么家庭所给予的便是“受育”。“教”使人手中有术，“育”使人脚下有路，心里有光明。
(责编：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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