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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神经所年会上，蒲慕明说：“可以保证，在未来的10年、20年之内，我们研究所能够达到有重大科学发现的那个目标。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在未来的‘成长期’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是建立一个一流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经费都没用。我们不缺人才、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虚假和浮夸，蒲慕明深恶痛绝：“神经所的目标是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力求成为国际顶尖的科研单位，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此任何形式的不诚信行为都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一直认为，一个科学家严谨和诚实的基本品德，是在各种日常事务包括科研和非科研事务中养成的。在细小事务上的不诚信积少成多，就会有更严重的造假。” “与之相关的第二点是科学交流的态度。能够坦诚、不顾面子地指出别人的问题，同时愉快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中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蒲慕明接着说，“第三点是创造一个有紧迫感的环境，可以称之为‘必要的紧迫’，它能够使得大家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蒲慕明常常提到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也是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地方，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20世纪的前50年，这里是世界科学的主要中心，物理学与结构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重大成果都出自这个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个变成大科学家，许多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难道那些年轻人都是天才吗？卡文迪许实验室选人都选得那么准吗？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进去之后就都变成了一流的科学家？卡文迪许实验室那个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 蒲慕明自问自答：“我觉得并不是那里的仪器设备特别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师特别聪明、出的题目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的环境给了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年轻人敢做重大问题的胆识和信心。只要有胆识、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恒就会有重大发现。这种胆识和信心是由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传统风气形成的，还有大师对年轻人的期盼，年轻人对自己的期盼。信心和期盼，成就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辉煌的历史。” 蒲慕明用“必要的紧迫”来描述这种氛围和风气，他认为，这是所有一流的机构都具备的——“必要的紧迫”，使得你不断往上，不断地发挥你的创造力。“很多人说，我们要有宽松的科学环境，但宽松并不代表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你想要做科学的推动者，必须做出人家想要钻研的工作，而不只是钻研人家的工作。许多创造性工作就是在‘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下完成的。” 批评、交流和合作，是蒲慕明极力主张的。每逢有到所来访的国内外学者，蒲慕明都要求研究生主动报名，参加午餐会上的自由交流。神经所开设的《科学研究的交流、规范与诚信》课程，是学生毕业前的必修课。通过讲课、案例分析和分组讨论，指导学生思考在科学道路上如何创新以及健康的科研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招聘研究组长时，首先看潜力、合作、奉献精神，使年轻的组长在神经所经过几年的磨炼后能普遍地很快成长。 在他的推动下，研究组之间的合作更密切、更深入了。“合作达到的协同效果比单独做要大得多，这样才能有竞争力，才可能及时解决重大问题。我们所里都是小实验室，但我们竞争的对象常常是国际上有基础的大实验室，要超过他们，必须要合作！不光是技术和材料的交换，还要有思路的交换，真正做到‘智力合作’，一起探索重大问题，一起去解决。” 初心不改—— “科学家不能只为个人成就奋斗，要担起社会的责任” 采访中，王燕讲起了一个细节：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在神经所的平台诞生，给两只克隆猴宝宝起名字，原本最直接的参与者——猕猴平台的刘真和孙强有“特权”每人起一个。“叫真真、强强？”蒲慕明看着他们问，两人几乎同时摇头，都说让蒲先生起名字。蒲慕明想了一会儿：“中华如何？中中、华华。”大家齐声说好！那一刻，让王燕感动无比：虽然起名字只有几分钟，却是在每个人心中埋藏许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梦。 在神经所师生眼中，蒲慕明坦诚、直率，严谨得近乎严苛，最鲜明的特点是，有着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今年71岁的他，把每一天都当作“去上学”，在办公室从不午休。问他如何保持工作的热情和活力，他的回答是：“因为每天都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1948年在江苏南京出生的蒲慕明，襁褓中随父母离开故土，在台湾眷村中长大，随后赴美国求学、工作，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早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父亲的教导他须臾不敢忘。他能脱口而出，全文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崇尚“风骨”，他说，自己最仰慕的知识分子都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这种情怀也潜移默化，成为他主持的神经所最深厚的文化底色。谈及当前我国科学界为何难出大师，蒲慕明认为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大师。是个人学术成就高、发表高水平论文多、得过国际大奖的科学家？还是不计个人成就，能够影响一大批科学家，带领一批科研工作者去攻克重大科学问题的人？ 他举气象学家竺可桢为例。以竺可桢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但他却在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奔波中国各地用最简单的仪器设备建设气象站。后来觉得办教育比建气象站重要，就到浙江大学去做校长。“像数学家华罗庚、力学家钱学森、生理学家张香桐、生化学家王应睐，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我们尊敬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所做出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无私奉献的态度和精神。他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是对社会最有用的，这才是我们心中大师的标准。” 在蒲慕明的影响和带动下，自2005年以来，神经所的师生热心参与科普工作，每年暑期下乡为农村中小学生开办科学夏令营。“到农村去，才能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祖国，理解祖国人民的需求，更深地热爱自己的事业。”蒲慕明认为，未来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必须不只是为个人兴趣、个人成就而奋斗，而要能更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忘我精神一向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很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科学家去解决。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科学家，这也许会成为中国科学界对世界科学的独特贡献。” |
